陈掖贤1929年出生在湖北宜昌，小时候母亲赵一曼把他托付给别人照管，自己去了东北参加抗日活动。1936年母亲在珠河县牺牲，他当时还小，过了几年才从父亲那里听说母亲已经不在了，尸骨也没能留下。1942年他在上海短暂见过父亲一面，父亲后来去了法国，他跟父亲联系就少了。他后来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，1956年去北京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写给他的遗书，确认了自己身份。1958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教师，那时候他跟张友莲结了婚，1959年两人离婚，张友莲后来得了精神病住院，他有时去医院看看她。
1960年春天他接到湖北宜昌老家寄来的信，信里说到当地有饥荒情况。他当时在北京，生活条件一般，工资也有限。父亲陈达邦带他去政协食堂吃过饭，那之后他参加了一次烈士子女聚会。聚会结束后他回到住处，写了封信给毛主席，信里用忆秦娥词牌填了词，提到了大跃进时期公私界限方面的一些情况。信寄出去后，八月份到了毛主席手里。毛主席看完信先是有些生气，问秘书写信的人是谁，秘书说是赵一曼的儿子，毛主席考虑了一下，说了算了不追究了六个字。他因为这件事没有受到任何处理，继续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。
1960年三月他下放到朝阳区楼梓庄公社参加劳动，白天在田里干活，晚上参加会议，饭食简单。他在那儿坚持了一段时间，1961年学校安排他住院治疗，住了几个月，出院后跟张友莲复婚，之后又有了孩子。张友莲病情反复，他几次送她去医院，孩子主要由岳母帮忙照看。1966年父亲陈达邦去世，他去墓地送了葬。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，他分配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，每天在车间操作机器，装配零件，下班回宿舍，日子过得平常。妻子住院次数多，花销不小，他工资够用就省着安排。
1974年夏天同事发现他躺在宿舍一段时间没起来，因为饿得不行，别人喂他吃了东西。他后来病退，住在宿舍里。1981年机电研究院建家属楼，他分到一层单元房，搬进去住。1982年八月他没去上班，同事进屋发现他自缢身亡，那年他五十三岁，屋里留着赵一曼照片和一些纸张。
从他写信那年算起，之后的生活一直围绕工作和家庭转。他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学生上课他就按要求准备讲义，下课回宿舍处理日常事务。学校偶尔检查宿舍卫生，他按规定配合。1960年三月下放劳动期间，他每天按安排去田间，完成任务后晚上开会，生活节奏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1961年住院那几个月，他按医生要求接受治疗，出院后复婚，家庭重新组合，孩子由岳母带，他偶尔过去看看。父亲1966年去世后，他处理了送葬事宜，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忙。
1969年学校解散后转到机床厂，他适应了新岗位，每天跟同事一起在车间干活，操作设备，装配部件，下班就回宿舍休息。妻子身体不好，住院多，他安排工资花销，日子维持下来。1974年那次在宿舍的事发生后，同事帮忙，他病退在家，之后住在宿舍，生活简单。1981年分到新房，他搬进去，把东西收拾好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。1982年八月事情发生前，他跟平常一样，同事发现异常后进屋看到结果，屋里只有那些照片和纸张留下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