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月，一位美国牧师在写给家人的信里，记下了一件让他困惑的事：南京城里已经有上百名慰安妇，日本军官专门设了慰安所，但士兵们根本不去。
他们宁愿去街上抓人。
这封信现在还存在耶鲁大学的档案室里。信里没有愤怒，只有那种见过太多以后的麻木。而"为什么不去慰安所"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比问题本身残忍得多。
一个日本老兵，说了一辈子没人敢说的话
田所耕三，日本第114师团的一名普通步兵。他参与了1937年12月的南京进攻，一直到1971年，才在一本日本记者整理的访谈录里，把自己经历的事说了出来。
美国历史学家张纯如后来把他的证词写进了《南京大屠杀》。
他说，部队会开着运煤车到南京街头和附近村子，把妇女抓回来。抓回来之后，一个女人，分配给十五到二十个士兵。
这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事。这是部队在做的事，有分配，有流程。
更让人喘不过气的，是他说的下一句话。他说，强奸之后，她们还是要死的。因为一放开，她们就会跑，跑了就会去告发。所以直接从背后开一枪，"解决掉"。
他用的词是"解决"。
他还说，干这种事干多了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对杀人越来越"满不在乎"，因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
同一时间，那位写信的牧师在另一封信里，记下了他看到的另一面：城里很多妇女听到日军的脚步声，连跑都不知道往哪跑，最后躲进了城外的水沟和池塘。
冬天的南京，妇女们泡在冰冷的水里，一动不动地等着脚步声消失。
日军士兵们有个词专门描述自己的行为——"摸彩"，英文是lottery，就是"抽签"的意思。他们把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翻墙进去抓人，叫"摸彩"。随机的，刺激的，像一场游戏。
这就是"不去慰安所"的那条路，长成这个样子。
慰安所，一个从来不是为了妇女建的地方
要弄清楚日军为什么不去慰安所，得先弄清楚慰安所是为谁建的。
答案是：为了保护军队的战斗力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人。
往前追二十年，1918年，日军出兵西伯利亚。三年下来，性病在部队里大流行，患病人数据估计占了全军一成到两成，因此丧失战斗力的比正面战场战死的还多。
这件事把日本军方吓坏了。此后，军医系统开始研究怎么"制度化地解决这个问题"。
到了1932年，日军在上海出了强奸事件，引起国际舆论强烈谴责。当时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，一个叫冈村宁次的人，拍板建立了第一批陆军慰安所。他后来亲口承认，自己是这个制度的"始作俑者"。
慰安所不是为保护妇女建的，是为了防止士兵因性病减员。 这个动机，决定了它从来没有办法约束士兵。
那士兵为什么不去？很简单，因为去了不划算。
南京的慰安所对普通士兵收费，每次三十分钟，要花一块日元。听起来不多，但当时一个二等兵一个月的薪水，算上战时加俸也不过十几块。要是一个月去个四五次，差不多把月薪的三分之一都填进去了。
何况还要排队——经常四五十个人排在门口等着，时间到了就得出来，不能喝酒，必须用避孕套，进错了号码的房间还会被赶出去。
规矩一堆，花钱，还要等。
而街头呢？不要钱，不限时，没有人管。
南京城里的妇女被关在各种临时找来的民宅里，田所耕三说，有的在阁楼，有的在空院子里，"白天锁着，晚上任由士兵"。这套操作完全绕开了慰安所，无登记，无规矩，无人管。
有意思的是，慰安所内部也有自己的阁楼。南京利济巷的"东云慰安所"，二楼的房间上方专门设了一个狭小的阁楼，用来关押和吊打"不听话的慰安妇"。
一个朝鲜籍的慰安妇后来回忆，她因为反抗被关进去，后来被中国工人发现时，"倒在血泊里不省人事"。
这就是所谓"规范化"的制度长成的样子。它在制度内的暴力，和制度外的暴力，其实是同一种逻辑——只是换了个地点。
一套系统，是怎么把人训练成这样的
读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有同一个问题：这些人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
他们不是天生嗜血。田所耕三当年也是被征召入伍的普通农村青年。
在日军部队里，老兵打新兵是常态。有一种叫"金鱼"的信号——老兵会在新兵的枕套上用粉笔画一条金鱼，这是预告，意思是"今晚要来收拾你"。
还有一种叫"骑自行车"的惩罚：让新兵两手撑在桌子上悬空，两腿不停蹬，撑不住就一顿拳打脚踢。这些私刑有时候是得到上级默许的，甚至是教唆的。
到了战场，新兵要过的第一关，是把真人绑在柱子上，用刺刀捅。练习怎么避开肋骨，直接刺进心脏。
一遍遍地做，直到那种第一次下手时的恐惧，从身体里消失为止。
东史郎是参与南京进攻的另一名日军士兵，他在日记里写：在部队里天天挨打，憋闷得慌，刺死一个中国农民之后，觉得憋的气被放出来了，"甚至觉得很痛快"。
这不是一个人的扭曲，这是一套系统在运转的结果。
更荒诞的是，在心理扭曲之外，还叠加了迷信。部队里有一种说法，强奸处女能在战斗中不受伤，一些士兵会把从受害者身上取来的东西做成护身符随身携带。冈村宁次后来承认，他自己作为高层，对下面发生的这一切，"早已知道"。
田所耕三在1971年说出这一切的时候，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。那三十年里，日本社会主流叙事里的自己，是战争的受害者——是原子弹的受害者，是军部绑架的受害者。"加害者"这个身份，没有人愿意去碰。
截至2025年初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，只剩下28位老人了，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岁。
能站出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这也是为什么田所耕三这样的证词，即便迟到了三十年，依然重要。他说，"这样的悲剧，一次都不应该再发生"。
这句话是他说的，不是哪个教科书编写者写的。
正因如此，它值得被记住。
